晚清历史上，有一个一直受到忽视而实在不能忽视的角色，她就是和慈禧共同垂帘的东太后慈安。

　　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慈安的身影似乎可有可无，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个错误，她的垂帘更像慈禧的一个道具，至多也就是个令人同情和可怜的角色。其实，这是个致命的误读。她是个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物，可惜正当盛年就突兀离世，倘若不是慈安早丧，也许晚清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面孔。

　　慈安皇太后，俗称东太后，简称慈安，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。提起慈安，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，长期以来，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，缺乏政治才干，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。实际上，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。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，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。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五年中间，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，使她在忧患中成熟，在忧患中增长阅历。在美女如云的皇宫，在多情好色的咸丰帝身边，能保持11年荣宠不衰?

　　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、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。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。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，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，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。决定朝政大端，慈安优于德，而慈禧优于才。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，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。而“慈禧慑于嫡庶之分，亦恂恂不敢失礼”。

　　遇到朝政大事，慈禧不敢擅做主张，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。由此可见，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、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。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，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，在他的《庸盦笔记》中记到：诛杀陷城失地、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，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，赏给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爵位，皆出自慈安之意。

　　垂帘听政，并非宫廷政治的常态，相反，它恰是特殊情况下的救急之举，是基于长远利益的一个权宜之计。对此，定会有许多饱读圣贤之书的大臣对此不满，因此，维持内部团结，施政上不出大的纰漏就显得尤为重要。26岁的慈安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。

　　按照朝廷的规矩，皇后为正为嫡，她所生的儿子最有资格成为储君，其他嫔妃都为庶，她们的地位与皇后有着很大差别。嫔妃可以很多，而皇后只有一个。当皇后没有子嗣时，其他被选为太子的嫔妃之子，要过继给皇后，成为皇后之子才算符合条件。此皇子要由皇后亲领亲带亲抚亲养，而生母却无权养护，甚至随便看一眼都不行。

　　可是两个女人垂帘，皇帝年幼，正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，再按以往的老规矩办就会有弊端产生。慈安是这样做的，她下令关闭其余各宫门，请生母慈禧与她这个嫡母同居养心殿，共同抚养6岁的同治皇帝。这样固然破坏了宫中规矩，自己的专一抚养之权也被分出，与皇帝的感情培养也增加了难度系数和不确定性，这对她显然是不利的，但是却对大局有利。对慈安的做法，慈禧既高兴又意外，这可是格外的恩典。你难道就不怕亲生母子朝夕相处合起来架空你吗?看看慈安是怎么说的吧!“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，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，居间播弄，则天下大事去矣。今寝处一所，朝夕相见，各坦怀相示，谗何由兴?”于此一端，可见慈安的眼光、胸怀、气度和大局意识，后来的事实证明慈安的深谋远虑有多么英明。

　　光绪进士、吏部主事胡思敬在他的《国闻备乘》中写道：“后穆宗(同治)大婚，乃各异宫而居，烛影斧声，遂成千古疑案。戊戌之变，亦因慈禧居颐和园，母子会见日稀，故康党以邪谋进。慈安远虑，真有不可及者。”胡思敬认为后来皇上大了，结婚单住，两宫也从此分居，40多岁的慈安暴病而逝，惹得沸沸扬扬，疑窦丛生，对朝廷的形象是个沉重打击。后来的戊戌之变，也是因为光绪与慈禧分地而居，交流日稀，才惹出帝、后嫌怨日重，互不信任，最后酿成血案。年纪轻轻的慈安，很早前就能看到这一步，不能不说是深具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。